瑪麗亞·卡塔琳娜·卡布拉爾(Maria Catalina Cabral)的死亡,作為目前震撼全國的貪腐醜聞中的核心人物,鮮明地暴露出我們錯誤的優先順序。

人們原本以為,她將秘密帶進墳墓,會自動激起我們更大的憤怒。顯然並非如此;我們對自己太過寬容了,儘管我們確實得到了警方的一些幫助。警方過早地宣布這是一起自殺事件,一場個人悲劇,甚至在屍檢之前,就擊中了我們這些容易上當者的敏感點;他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藉口,讓我們退後一步,為哀悼留出私人空間。

即使後來有人建議進行屍檢,作為事後的想法,卡布拉爾的丈夫質疑這是一種褻瀆,或是對某種天然權利的否定:既然她已經死了,還需要從她那裡得到什麼呢?而警方再次或多或少地讓步了。

因此,在那一刻,優先順序被暫停了。當然,聖誕節也成為了一個合適的時機。無論如何,沒有像本應進行的那樣迅速展開積極的調查。

但是,在這起明顯可疑的死亡事件發生的背景下,這種保持距離、暫停法律運作的讓步,即使只是暫時的,又如何能被證明是合理的呢?

卡布拉爾不僅是那些被指控從撥給防洪項目的數千億納稅人披索中獲益的人之一,這些資金被轉移到官員(除了像她這樣的人,還有參議員和眾議院議員、預算官員、審計員和工程師)和政府承包商的口袋裡;作為公共工程和公路部(自2014年起)規劃和公私合作夥伴關係的副部長,她的戰略位置實在太重要了,難以避免共謀的嫌疑。事實上,她被指控為內部協助者,是這一陰謀的關鍵人物。

在她死前幾個小時,她要求獨自留在懸崖邊的道路上,對於任何了解她所經歷的事情的人來說,這一暗示本應是明確無誤的。然而,所有這些顯然都被她當時唯一的同伴——司機忽略了:他不僅讓她離開了視線,還讓她獨自一人。不久之後,她破碎的屍體被發現躺在下面的岩石上。

逃避責任

她的司機在離開她之前拍攝的一張照片,照片中她坐在路邊的護欄上,可能會引發人們對她當時所想的無盡好奇和猜測。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想法的價值遠不止一分錢,以至於我們這些只希望每個人都得到應有正義的人,在探究她臨終前的思考時,可能最終會感到雙重的被欺騙。

通過死亡,她逃脫了所有塵世的責任,而且通過她的永恆沉默,她的共同被告在法律面前也獲得了幫助。因此,追回被盜的納稅人資金——這構成了正義的具體本質,特別是對於那些因貪腐而被判永久貧困的人來說——變得比她坦白、自願歸還和作證時要困難得多。

然而,坦白總是最後的選擇。在一種貪腐已經通過跨機構陰謀實施、產生越來越多更容易獲得的金錢的文化中,我想,堅持不招認的誘惑特別難以抗拒。

相信肇事者會首先嘗試行賄脫身,或逃跑躲藏,或與法律達成交易,或者,就像卡布拉爾這個罕見而極端的案例,犧牲自己的生命,寄希望於那些犧牲帶來的不義之財仍然無法追蹤、可以繼承、無需歸還。– Rappler.com